近十年来，教育治理研究成为我国教育研究的热点，研究成果大量涌现，但是同水平重复较多。教育治理研究亟待深化。如何深化？可以重点关注以下三个方面。第一，深化教育治理研究，需要抓住治理概念的本质内涵，聚焦研究“多元共治”。概念是构成理论大厦的砖石，教育治理研究的深化，首先需要保持治理概念的“纯化”或“纯净”。某些论文对于治理概念的使用比较随意，偏离了治理之“多元共治”的本质，导致教育治理研究走向歧途。治理一词在当下炙手可热，是个好词，人们往往将之作为好看的标签到处乱贴，把一切管理活动，不论是民主的还是专断的，宽松的还是严苛的，都贴上治理的标签，此为治理概念“泛化”的表现。泛化之外还有“窄化”，把治理的局部特征、非主要特征当成治理的全部或主要特征，如把教育治理等同于教育的法治化、制度化，或教育管理的信息化。更有甚者，将治理等同于威权管理，直接走向了治理本质的反面，“毒化”了治理概念。国内外学术界对于治理的本质内涵有明确的认知。中文的治理一词和治理的英文词“governance”都早已有之，其含义大致相同，都是指政府的统治与管理。20世纪90年代以来，治理一词被赋予新含义，针对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，强调社会参与，要求政府、市场、社会共同管理公共事务。治理的本质内涵是“多元共治”，教育治理是指多元主体共同管理教育公共事务。偏离了治理的本质内涵去研究教育治理，就会南辕北辙，无概念的“纯化”，就根本谈不上研究的“深化”。第二，深化教育治理研究，需要体现教育的行业特点，把教育治理的多层次性描述清楚，并把学生发展作为教育治理的出发点与落脚点。过往的教育治理研究，往往把一般性的治理理论直接、简单移植到教育中来，并将教育治理视为多元共治、学校自治、政府元治（元治理）、厉行法治的有机统一。这种简单移植最大的问题在于，对于教育治理的分析只停留在国家与区域层面，没深入微观的学校层面，以及更为微观也更为重要的班级（课堂）层面。从讨论的多少而言，对于区域层面的教育治理讨论最多，对于学校层面次之，对于班级层面最少。研究教育治理，只讲到学校自治是不够的，因为学校自治或学校自主权，是相对于政府他治而言的，是从政府分权的视角或者政府与学校关系的视角去讲的，并没有真正涉及学校层面的多元共治问题，更没有直接涉及学生，没有涉及班级层面的多元共治问题。如果没有学校层面的多元共治，学校自治有可能演变为校长专制，如果没有班级层面的多元共治，班级管理可能会变成班主任专断。真正的教育教学活动是发生在学校里的班级或课堂里的，学生是在班级（课堂）中获得成长的。并不是说国家与区域层面的教育治理不重要，而是说教育领域的特殊性，要求教育治理要深入学校层面与班级层面。教育治理要充分体现教育的特点，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治理思路，学生发展是教育治理问题的逻辑起点。第三，深化教育治理研究，需要“以问题为中心”展开研究，把“行政化”和“商业化”作为要解决的核心问题，捍卫教育的公益性。教育治理之所以必要，是因为教育领域有“政府失灵”和“市场失灵”的存在。在宏观层面或政府治理层面（国家和区域层面）讲政府失灵在逻辑上是成立的，因为在此层面，政府是治理主体之一，但在学校层面、班级层面，政府并不是直接参与的治理主体，此时的问题不是政府失灵，而是学校和班主任的管理失灵，即过度管理，可把此种失灵概括为“行政化”。行政化这个概念也可以把宏观层面的政府失灵涵盖在内。同时，可把市场失灵称为过于追求利润的“商业化”。行政化和商业化是宏观治理、学校治理、班级治理等几个层面上共同存在的问题。例如，商业化已经渗透进入校园甚至课堂，而行政化已经在某些中小学的学生干部中有充分体现。行政化体现的是官本位、权力本位、有权就任性，带来的是权利受压抑、学校和师生自主权缺失，最后导致学校和师生无活力、无动力；商业化体现的是资本扩张、追逐利润、赚学生和家长的钱，带来的是课外补习盛行、校内有铜臭气，最后导致家庭经济利益受损、学生片面发展严重。总之，行政化和商业化是“权”和“钱”在教育领域的异化，会戕害教育的健康发展和理性发展，会损害学生的长远利益与根本利益。多元共治之所以必要，就是要以多元主体的力量去对冲权力和资本对于教育、对于学生的负面影响，维护和捍卫教育的公益性，让教育更好地为社会发展、学生发展服务，而不是为权力、为资本服务。本文内容刊登于《中国教育学刊》2022年第八期卷首语，图片来源于网络，仅作分享交流用。著作权归原作者所有，若转载请按以下格式注明来源↓↓↓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“中国教育学刊（ID:zgjyxk)‘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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